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困扰

亚洲的经济优势一次又一次让西方高管感到敬畏和担忧。不过，现在让人目眩神迷的是中国和印度，而不是过去曾受到大肆追捧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批开明的华裔开拓者领导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深水港城市荣升为亚洲活力中心。 李嘉诚、郭鹤年、何鸿焱以及其他一些商业巨子富甲天下。可是，在这样一个大亨云集的地区，为什么人们很难找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东南亚跨国公司呢？

乔•斯塔威尔研究该地区权力经纪人的著作《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引人入胜，它打破了一些神话。斯塔威尔在书中指出，这个由声名显赫的人组成的团体阻碍了经济发展。由于少数人控制了众多的企业，区域经济体始终未能获得“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著名公司和生产率效益”。 “裙带资本主义”是10年前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动因，那次危机给这些经济体造成了重创。

《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创始人、同时也是长期从事亚洲研究的斯塔威尔还认为，这些经济扭曲现象由来已久。他粉碎了环绕在这些权力人物身上的光环，还打破了“亚洲价值”、“华人经济圈”等概念。这些老套的词汇一直被用来表明华裔商业领袖凭借一己之力认识到：长期计划、重要的职业道德以及社交技巧乃是明智的策略，并且暗示所有这一切都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 事实上，早期来到东南亚的华人既不是“天生的商人”，也不全持相同的观点。他们来自中国各地，由于大家说不同的方言，因此很多时候难以相互沟通。他们是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潮中的一部分，这其中包括了印度人、斯里兰卡人、离散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作为“自我选择”的移民（即设法改善自己生活的自由人），华人的表现比其他许多人都更为优秀。例如，印度人大都以准契约仆佣的身份来到东南亚，他们效忠于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的英国主人，因此一直背负着额外的经济负担。

在这些大亨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李嘉诚，他是全亚洲最富有的人，据估算个人资产约有230亿美元。他的和记黄埔帝国涉足各个领域，从电信、港口到零售业，几乎无所不包。出于对李嘉诚商业智慧的敬佩，今天的香港人仍然称这位隐居的大亨为“超人”。然而，斯塔威尔却给读者讲述了一个未经粉饰的李嘉诚的故事。 尽管李嘉诚做生意的本领丝毫不差，但斯塔威尔却声称大部分有关其商业智慧的描述都被夸大了，因为他利用近乎垄断的条件攫取了前英国殖民地经济精心培养的行业，而且现在仍然控制着这些行业。很早以前，和记黄埔的一家公司就牢牢掌握着受到严格监管的香港港口业的领导权，香港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这里的“集装箱装运费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尽管其劳动力成本远低于人均GDP与之相仿的国家和地区”，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稳定的现金流、再加上公司在超市零售业和电力公用事业领域受保护的垄断地位，这一切使得李嘉诚能够在全球房地产和移动电话领域做出匪夷所思的豪赌。

总体而言，《亚洲教父》是本具有启迪意义的书，但其组织结构相当松散。对重要人物的刻画被分散到了各个章节中，而不是单独予以介绍。人们可能更喜欢看到有关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周期性地对华人商业利益进行冷酷报复的分析，以及鉴于这些商业巨贾以局外人的身份强加了一个经济权力的超强保护层，是否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对抗性反应等内容。 不过，这仍然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而且主要观点论述详尽。精明的亚洲权力经纪人个个都非同凡响，他们全都值得深入研究。如果不对他们的影响详加研究，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到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